清代九大总督中,直隶总督通常被视为“疆臣之首”,居于第一位,两江总督则排在第二倍操盘,地位略逊于直隶总督。然而,历史上也有例外,特别是两位两江总督,他们权势滔天,甚至远远超越了直隶总督的影响力。
熟悉清史的读者必定不会陌生尹继善这位人物。他官运亨通,受到雍正、乾隆两朝皇帝的高度评价,而他在任职地的百姓中也享有极高声望,尊称他为“尹公”。
尹继善身上有几个显著特点。首先,他学识渊博,作为大学士尹泰的儿子,出身满洲镶黄旗,却能通过科举考试考中进士。乾隆皇帝曾赞誉,在八旗子弟中,学问最为出众的便是鄂尔泰和尹继善,因此尹继善成为当时八旗文人的领袖。
其次,他运气非凡。康熙六十年,尹继善因暴雨偶宿胤禛——当时的雍亲王家中,胤禛对他印象深刻,记住了他。后来雍正即位后举办恩科,尹继善以二甲进士身份中榜,成为庶吉士,命运由此开启了飞跃。仅仅八年,他便晋升为两江总督。
展开剩余79%再者,他能力卓越。无论是在云南贵州担任封疆大吏,还是任川陕总督,尹继善都以勤勉著称,尤其是在两江任上政绩斐然。乾隆中期,是他仕途的巅峰期,乾隆几乎将两江地区最重要的职位全部交由他管理。史料记载,尹继善曾一人兼任“文武九印”,即同时兼任九个关键职务。
那么,这九个职务具体包括哪些呢?据御史调查,涵盖两江总督、江宁将军、漕运总督、河道总督、江南提督、江苏巡抚、两淮盐政、江苏学政和安徽学政。这九项职务中的任何一项,对普通官员而言都是毕生难以企及的高峰。虽说尹继善兼职时间不长,后来也有人接替,但乾隆皇帝愿意将这许多重任一并托付给他,足以证明对其的极度信任。
虽然漕督、河督、巡抚、提督兼任的情况并不罕见,许多封疆大吏都曾有类似经历,但在整个清朝历史中,只有尹继善一人两江总督兼任江宁将军。这两个职位本属不同系统,设立目的之一是相互制衡,尤其当汉人担任总督时,驻防将军往往肩负暗中监视的责任。尹继善兼任江宁将军,表明乾隆将整个江南大权悉数交予他,权力之大远超直隶总督。
说到曾国藩,他早年运势不错,考试与官运顺利,民间传言“十年七迁”形容其升迁速度。然而,自组建湘军后,他的命运开始转折。咸丰皇帝一直不给予他正式总督或巡抚的官衔,仅以侍郎虚职敷衍,致使曾国藩在筹集军饷、作战方面困难重重。咸丰十年六月,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而逃,朝廷这才下令让曾国藩署理两江事务,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。
曾国藩的软肋在于他非满洲旗人,否则在剿灭太平天国后,朝廷极有可能兑现“攻陷金陵者为王”的承诺。咸丰驾崩后,曾国藩获得了高光时刻,得到了两宫太后和恭亲王的大力支持,地位迅速提升。
同治元年,他被晋升为协办大学士并节制四省军务;同治三年攻克金陵,获加太子太保、一等侯爵称号;同治六年又拜为武英殿大学士。清代历史上以大学士或公侯伯爵身份兼任两江总督的官员不少,但以钦差大臣、节制四省军务名义担任此职的,却唯有曾国藩一人。
钦差大臣虽属差遣性质,非正式官职,但其代表皇权,具备较大权力,可在战时先斩后奏;节制四省军务更是将兵权大幅下放,平时皇帝绝不会轻易授予如此重权。
曾国藩依托两江为基地,精心打造湘军集团,巅峰时期,全国十五个省大部分总督、巡抚皆由他一手提拔。自曾国藩之后,两江总督一职若非湘淮系出身者,难以稳坐。可以说,曾国藩在江宁一声令下,连京城金銮殿都要为之震动。
同治时期,各省督抚、提镇职位空缺,朝廷及吏部均须先征求曾国藩意见,合适人选由他决定,他的否决则需重新选任。清朝开国以来,朝廷从未如此低调过封疆选官,显示太平天国以后,人事大权已被地方实力派严重分割。
与此同时,担任直隶总督的是旗人崇厚,此人平庸无能,既不善战也不擅长治理。以曾国藩的威望,恐怕能轻易压制崇厚数条街。
若要从尹继善与曾国藩二人中评出“第一名”,御史认为曾国藩无疑地位与权力更胜一筹。各位读者对此又有何看法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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